关于星星的诗十篇〖描写星星的诗句〗

描写星星的诗句

1、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查慎行《舟夜书所见》）

2、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曹操《观沧海》）

3、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秦观《鹊桥仙》）

4、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古诗十九首》）

5、星辰冷落碧潭水，鸿雁悲鸣红蓼风。（戴复古《月夜舟中》）

6、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辛弃疾《青玉案》）

7、关于星星的诗篇2

8、关键词：《诗经》；二十八宿；生物学；医药学；地学；物候学

9、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0)-05-0054-002

10、《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集，它反映了西周至春秋五百年的生产生活史实，其中不少诗篇记载了当时比较先进的科技成就。下面对《诗经》中的科技成就作一些简单的介绍。

11、天文方面，是《诗经》所记的科技中成就最大的项目。《诗经》已经提到作为古代天球坐标体系的二十八宿的火(心)、箕、斗、定(室、壁)、参、昴、毕、牛、女及太阳、月亮等十一个星宿。

12、《豳风・七月》：“七月流火”，“火”，即“大火”，又名心宿二，以色红似火而得名，为二十八宿之一，有星三颗。它是夏天夜晚空中主要亮星之一，体积为太阳的2，700万倍，距离地球为424光年。心宿二(即“大火”)每年暮春的黄昏出现在天空当中，六月便逐渐西斜，七月便在西边向下“流”，故诗云：“七月流火”。

13、《小雅・巷伯》：“哆兮哆兮，成是南箕”，“南箕”即为箕宿，为二十八宿之一，有星四颗，呈现梯形，形似簸箕而得名，《小雅・大东》：“不可以簸扬”，是说箕宿形似簸箕却无法扬米去糠。

14、《小雅・大东》：“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北斗”又称北斗七星，在天空北方排列成斗状或杓形的七颗亮星，虽如勺斗却“不可以挹酒浆”。北斗星在古代是指示方向和认识星座的重要标志，接北斗第一、 ○二颗星，顺其延伸约5倍处，就是北极星。

15、《风・定之方中》：“定之方中，作于楚宫”，“定”为古星名，即为“营室”，原包括室宿和壁宿，后专指室宿。《尔雅》指出，室宿，又称营室，古称“定”。室、壁宿都为二十八宿之一，室、壁两宿共有四星，呈现为长方形。在黄昏时辰，室、壁四星出现在正南方的季节，恰是农事忙完，气候适宜，古人多利用此时营造房屋，故四星统称“营室”。

16、《召南・星》：“彼小星，维参与昴。”其中“参”为二十八宿之参宿三星；“昴”为二十八宿之“昴宿”。参宿三星在冬季的夜晚位于天空下南，此时节草木萧落，百姓多伐薪为炭，挂网罢渔。所以《唐风・绸缪》诗云“绸缪束薪，三星在天”；《小雅・苕之华》“羊喷首，三星在(瘦羊耷首咩，星光空照〔捕鱼工具〕)”，讲的都参宿三星。人们肉眼可见的昴宿则为较亮的七颗。实际上，它是昴星团，由780多颗星构成。

17、《小雅・大东》：“有天毕，载施之行”(那长柄状的天毕星，直列成行，斜挂在天空)《小雅・渐渐之石》：“月离于毕，俾滂沱矣”(当月亮经过天毕星时，天就要下滂沱大雨)“天毕”即毕宿，简称毕。有星八颗，形似古时田猎用的长柄网，古时对这种长柄网即称毕。

18、《小雅・大东》：“彼牵牛，不以服箱”，(明亮闪烁的牵牛，可惜不能驾车啊！)牵牛指牛星，俗称牛郎星，又名河鼓三星。牵牛星是夏秋夜晚天空中主要的亮星，光度为太阳的8倍，直径为太阳直径的1.68倍，表面温度约7000°C；牵牛是以牛郎和织女的神话传说命名，所以诗中说“不以服箱”，说它并不能驾车。《小雅・大东》：“彼织女，终日七襄。”织女指织女星，又称天孙，有三颗星，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织女位于银河西，与银河东的牵牛星遥遥相对。约在夏秋的夜晚，织女星是天空中主要的亮星之一，而且出现的时间也长。

19、《卫风・伯兮》：“其雨其雨！果果出日。”《小雅・天保》：“羔裘如膏，日出有”等等。这些诗篇的“日”指太阳这颗恒星。

20、在《诗经》的20首诗篇中，这些星宿共出现41次。当时人们的生活、生产与天文密切相关，加之统治者常借助天命，所有这些因素推动了中国古代天文的发展。《诗经》还有天汉(银河)的记载，“维天有汉，监亦有光” 所记的银河世界，实在是奇妙无比。尤为重要的是，《诗经》中还记述有日食现象，《小雅・十月之交》有“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这是古代文献所记述的世界最早(公元前776年9月6日)的可靠的日食记录。

21、生物学方面，《诗经》中记载了大量的动植物知识，体现了当时人们对生物领域的观察成果。

22、《诗经》中有149首诗涉及各类动物，主要有鱼类、鸟类、家禽家兽类、昆虫类、猛兽类、蛇类等72种，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鱼类、鸟类和马等。几乎包括当今常见的所有的动物。如牛、羊、马、鸡、猪、兔、鹿、狐狸、獐、虎、豹、狼、鹗鱼、老鼠、龟、蛇、貉、鹤、黄鹂、鹭鸶、麻雀、乌鸦、大雁、鹌鹑、猫头鹰、布谷鸟、燕子、斑鸠、鸨、雉、鸳鸯、蚂蚁、蚊子、蜘蛛、苍蝇、蟋蟀、蝎子等等。当时人们还有饲养动物的园地。如《诗经・大雅・灵台》：“王在灵囿，鹿攸伏。鹿濯濯，白鸟。王在灵沼，於鱼跃。”诗中所写的灵囿，就是养有禽兽的动物园。灵沼就是饲养鱼类的池沼。诗中还描述了园中鸟兽鱼类活泼驯服的景象，反映了人们已掌握了许多动物的习性规律。《诗经》收录了135种植物，类共分为11类：野菜、栽培蔬菜、栽培谷物、药材、水果、纤植物、染料植物、建舟器具用材、非木材类之植物用材、观赏植物、具象征意义的植物等。反映了周民合生活、自然与艺术的杰出智慧。“蒹葭，白露为霜”(《秦・蒹葭》)“隰有楚，猗其”(《・隰有楚》)“蒹葭”就是“芦苇”，“苡”是“车前草”，“楚”是“猕猴桃”。

23、医药学方面，《诗经》中反映了周代药物知识的进一步积累，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

24、《诗经》记有许多中草药，如葛(根)、苓(茯)、芍药、蒿(本)、芩(黄)等。《诗经・大雅・绵》：“周原，，堇荼如饴”“堇”一说乌头，附子，辛，甘、大热，有毒；归心肾、脾经；回阳救逆，补火助阳，逐风湿寒邪。《诗经・周南・苡》：“采采苡，薄言采之”，“苡” 车前子，地衣，车前科，多年生草本，嫩叶可食，种子药用，利尿清热渗湿通淋，明目祛痰，治难产。《诗经・唐风・采苓》：“采苓采苓，首阳之巅”，“苓”甘草。一说苍耳，一说黄药，一说地黄。《诗经・风・载驰》“陟彼阿丘，言采其”“”是贝母草，葫芦科，苦，微寒，归肺、脾经，散结、消肿、解毒。《诗经・王风・中谷有》“中有，其乾矣”“”即益母草，唇形科植物，苦辛、微寒，归肝、心包经；活血调经、利尿消肿。《诗经・魏风・汾沮洳》“彼汾一曲，言采其”“”即泽泻草，甘、寒，归肾、膀胱经，利小便、清湿热。《诗经・豳风・七月》“四月秀”“”即远志，苦、辛、温，归心、肾、肺经；安神益智、祛痰消肿。《卫风・伯兮》的“谖草”即萱草，忘忧草。甘、凉、有小毒，利水消肿、凉血。《唐风・葛生》的“蔹”即白蔹，攀缘性草本植物，根可入药，清热解毒，消痈散结。这不仅在药物学上留下了珍贵的资料，也有利地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

25、地学方面，《诗经》留下了许多生动的记载，为以后的地学发展构建了基架。

26、《诗经》中，有不少关于湿地、泥沙、泉水、山地、河流、沙洲、地下水、地震等方面的记述。如《诗经》的头条写的是湿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也是写湿地的。“相彼泉水，载清载浊”(小雅・四月)、“径以渭浊，其”(邶风・谷风)，这是以水体的清浊来比喻事物的变化，说明周人很早就注意到河水的含沙量问题。涉及山地、丘陵、谷冈的诗在《诗经》中共有47首，说明周人对地形地貌是格外关注的。“鼓钟将将，淮水汤汤”“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说的是淮水和沔水，这是关于河流的记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邶风・凯风)、“冽彼下泉，浸彼苞穰。”(曹风・下泉)、“沸槛泉，维其深矣。”(大雅・瞻卯)、“有冽泉，无浸获薪。”(小雅・大东)、“我思肥泉，兹之永叹。”(邶风・泉水)，这里“下泉”(即下降泉)、“泉”(即裂隙泉)、“槛泉”(即上升泉)、“肥泉”等的分类，可见当时人们对地下水已有较多认识。《小雅・十月之交》、“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描述的是当时的地震的灾情，在《左传》中也印证了是周幽王六年十月(即前776年)，关中发生大地震，“岐山崩，三河(河、洛、渭)竭。”地学的发展与当时人们定居生活和农田灌溉密切相关，人们在查勘测量、气候观测和寻找水源的活动中积累了先进的科技知识。

27、物候学方面，《诗经》所载，启开中国物候学的先河。

28、关于星星的诗篇3

29、论文摘要：这是孔繁星发表的第四本诗集。在这本书里作者突出表达了对完美人生角色的向往，对我们这个人类世界纯洁心灵的期待；对亲人的眷恋，特别是对母爱的人微体昧；表现出一个炎黄子孙强烈的民族情怀，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30、繁星兄现在要出版他的第四本诗集了。这也是他第四次嘱我作序。

31、我捧起他用心铸出的这块厚生的“成熟的界碑”，眼前倏地幻化出这样的图像：一位毕生跋山涉水走四方的新闻工作者，在他到了退休年龄的时候，他没有“退”到居功自傲沾沾自喜的花丛中，也没有“退”到无所事事打发黄昏的泥淖里，他“遇进了一方新的天地、 ○一个新的梦境之中——这方天地就是诗的天地，这个梦境就是诗人的梦境。这方天地果然天高地阔，这个梦境着实五彩斑斓。应该说他是成功的，1O年之间，他竟然写出了1000多首色彩各异的诗，出版了4本份量不同的诗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丰收。像一个农民一样，看到由于自己的辛勤耕耘而堆积起来的4大囤小麦、谷子、大豆和棉花，怎能不由衷地高兴呢！当然，这也应了那句话：看来字字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他竟然累出个心脏病来。有一回他的夫人向我开玩笑说：“回来叫老孔找你报销药费，谁叫你拉他写诗呢！我戏答：“用稿费抵药费，这也算收支平衡吧！”

32、赵夫人所言之“拉”，其实应该是“推”。拉是立在前面的，推是立于身后的。像繁星兄这样的穷其毕生精力在新闻战线奔波的人，当他因年龄关系不再炮制“本报讯或者“本台消息”的时候，他的惯性运动趋使他仍然要不断地到生活中去，去触摸群众的冷暖，加之他数十年关于群众呼声和群众呼吸的积累和储存，这积累要发芽。这储存要开花，他的脑子里怎么能容得下呢？于是便要喷发，便要流泻，像上古老人击壤而歌“日出而作，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那样，诗便喷出来了，流出来了。他就是这样因生活所“迫”而拿起了诗笔，而我那时当编辑，便把他的诗编辑而发表罢了。所以我说我只不过是在他的身后推了一把而已。谁知道他这一发便不可收，我这一推亦不得停了。于是，他便有了第一、第二、第三、以至今这第四本诗集，我也便有了一序、 ○二序、 ○三序、以至此刻这第四篇序文了。

33、我于是开始一页一页、 ○一首一首、 ○一行一行、 ○一字一字地阅读这本《成熟的界碑》。与其说是在阅读诗，勿宁说是在阅读人，阅读这本诗集的作者孔繁星其人。

34、我从诗中读出了一个激动的、热血沸腾的孔繁星。“投身人世间的大舞台德实自己的角色／主演自己的人生／于巴假像和虚伪的东西／失血的字句／死去的词语全部删去”，你看，在《主演自己的人生》一诗的开头，诗人竟是如此的激动，简直要拍案而起了。诗歌不是无情物，诗人必定是看到了现实生活中那许多“假像和虚伪的东西”，看到了某些人那如同“失血的字句”，如同“死去的词语”的嘴脸，视之而不能容之，于是便以诗诛之，以歌伐之。在诗的结尾，诗人又这样大声疾呼：“用心去接触阳光吧／燃烧自己／光明自己”！这是诗人对自己人生角色的一种向往，也是诗人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和人类心灵的一种期待。写诗就是这样，对于美的东西，不能无动于衷，应该有动于衷；对于丑的东西，更不能无动于衷，更应该有动于衷。动于衷，形于外，动于心，形于笔，这就是诗。

35、我从诗中读出了一个孝顺的、永远不忘养育之恩的孔繁星诗集中编辑了一组亲情深深几许的诗，这组诗叫“晚祷的钟声”。这一组中除几首写给老朋友的诗外，其余全部是想念母亲、思念母亲、怀念母亲的献给母亲的诗。这可谓是一组真诗，他不是直接用方块字写成的，他是用心、用血、用泪水首先铸成方块字，而后再由方块字写成诗。你听，“母亲呼唤我的声音／源远流长地在山谷回荡”，你看，“母亲斑斓的面孔／燃烧着黄土地的意志”，你往远处听，“聆听生命的回声”。你往远处看，“母亲怀抱金灿灿的麦穗／站在黄土与苍天之问”。若非孝子，岂有这样的流泪的诗句；若不动情，怎出如此的滴血的意境！人类的感彩是缤纷多样的，爱情是红色的，亲情是蓝色的，圣洁之情是白色的，渴盼之情是绿色的，等等但是这众多的感彩中，唯有亲情，特别是母子之情最为深邃，最为深切，最为刻骨铭心。这种色彩像大海的颜色，亦像天空的颜色大海是深刻的，天空是辽阔的，因而这种色彩是最为动人，也最为震撼人心的。繁星兄作为一个生活的孝子而深谙孝道的涵义，所以在此类诗的内涵的开掘与外延的铺陈方面便得心应手，这便自然而然地使诗中的“我”阔步走进了中国的诗的孝子的既是源远的又是流长的画廊。

36、我从诗中读出了一个慈祥的、对未来满怀信心的孔繁星。我读繁星兄的这本诗集，最让我心动情动的是写给母亲的一组和写给儿孙们的一组，这大概是因为，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吧。一个儿孙们茁壮成长的民族才是一个希望的民族，一个儿孙们生龙活虎的时代才是一个生动的时代。我们的民族正是这样一个民族，我们的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时代。繁星兄正是抓住了这样一个诗的切人点，或者说这样一个民族的、时代的诗眼，于是，他的这一组诗便写得有生气，有朝气，有新意，有锐意，写得呼之欲出，写得活蹦乱跳，写得令人过目不忘，写得令人挥之不去。“金色的童心／银灵灵的鸽哨／献给无际的蓝天，一支和平的歌”——这是作者写于这一组儿童诗前面的卷首语，我以为这也是作者写作儿童诗的肺腑体验。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儿童诗也算是一种朝阳产业吧，一个人未老而心先老，力未衰而情先衰的人是不能写作儿童诗的。繁星兄是一个永葆青春的人，是一个《朝阳沟》中的“老小孩”，他的一颗博大的心可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他总能从自己的母亲想到别人的母亲，从自己的儿孙想到祖国的明天，这才是一颗诗心，一颗诗人之心。

37、当我从头至尾读完这本《成熟的界碑》的时候，我首先觉得这本诗集对繁星兄而言，的确是一块“界碑”，它标志着他的诗的创作的“成熟”。如同谷子熟了，它的芬芳便满世界洋溢那样，繁星兄的诗成熟了，它的诗情便自如地挥洒，自在地流泻，自由地飞扬。由此可见，一个“情”字对于诗歌创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人可否成为诗人，可否写出好诗，因此也可以说，一个“情”字便是诗的全部。

38、我就是这样被繁星兄的诗打动着感动着振动着，我也情不自禁地写出了一首关于繁星兄的诗的诗。诗曰：

39、郊野荒冢祖宗祠。

40、膝前蹦跳儿童诗，

41、绿肥红瘦应总是。

42、诗乃人间第一痴。

43、关于星星的诗篇4

44、〔关键词〕 李白；《胡无人》；太白入月

45、〔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3-0188-07

46、李白乐府诗《胡无人》云：“严风吹霜海草凋，筋干精坚胡马骄。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霍嫖姚。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秋莲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胡无人，汉道昌。陛下之寿三千霜，但歌大风云飞扬，安用猛士兮守四方。”〔1〕后三句为敦煌本所无，乃后人所续。古今论者或谓此诗是寓某时事的有本事之作，或认为并无本事而属寻常边塞诗，与此分歧相应，各自对此诗的系年亦不同。歧说主要是因对诗中“太白入月敌可摧”句的理解所致，而愚以为论者似均未得其解，故兹不揣谫陋，试略考其本事，并据之系年，以就正于专家。

47、诗之本事，指诗所咏物事、情感的原委。凡诗皆诗人因其见闻感遇而作，而见闻感遇有专、泛之别，所以诗的本事亦可作广狭二义理解。若就广义而言，则可谓无诗无本事，然此义大而无当，故不为言诗本事者所取，如《乐府古题要解》卷上云：“梁刘孝威‘城上乌，一年生九雏’，但咏乌而已，不言本事。”〔2〕吴兢不以刘孝威所咏为本事，即因其泛而非专。本文所言本事亦仅取其狭义，即专指某具体之事。为免生歧义，故先以明此。

48、持《胡无人》诗有本事之论者，当以唐段成式为最早，其《酉阳杂俎》前集卷12云：“李白名播海内，……及禄山反，制《胡无人》，言‘太白入月敌可摧’。及禄山死，太白蚀月。”〔3〕北宋王谠《唐语林》卷2亦同其说：“李白名播海内，……尝制《胡无人》云‘太白入月敌可摧’，及禄山犯阙，时太白犯月，皆谓之不凡耳。”〔4〕其后，宋杨齐贤即引《酉阳杂俎》以注“太白入月敌可摧”句的本事〔5〕。明朱谏《李诗选注》卷2虽引其事而错其书名为《西京杂记》，然亦据之而说“白作此诗，盖以寓当时事也”〔6〕。此诗既被认为有本事，古人即据以系年，如《唐诗纪事》卷18云：“此诗禄山反时作。禄山死，太白蚀月云。”〔7〕安禄山反于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死于肃宗至德二载（757年）正月，是则计有功系诗之年在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到至德二载正月前后，其所本盖出段成式或王谠之书。元萧士赟亦据天象占验而言此诗的本事，然所系之年与计有功不同：“此诗必作于上元之间，据太史之占而言也。按《唐书·天文志》：上元元年五月癸丑，月掩昴，占曰胡王死。三年建子月癸巳，月掩昴，出昴北。八月丁卯，又掩昴。《后汉·天文志》曰：太白主奎、娄、胃、昴、毕、觜、参，又主边兵。又《晋·天文志》曰：昴七星，又为旄头，胡星。李白统言之以太白也。自兹数年之后，安史相继灭亡，恢复两京。即此诗而验诸史，盖可知矣。”〔8〕今人亦有据天象占验而系此诗之年者，如詹锳不从萧士赟的上元年间（760年至762年）之说，而系于至德元载（756年），并考云：“按禄山卒于至德二载正月乙卯，与萧氏所引上元元年事固不合。但《旧唐书·肃宗纪》云：‘至德二载四月太史奏岁星太白荧惑集于东井。’太白入月或出于传闻之误。又《新唐书·韦见素传》云：‘天宝十五载十月丙申有星犯昴，见素言于帝曰：昴者胡也，天道谪见，所应在人，禄山将死矣。帝曰：日月可知乎。见素曰：福应在德，祸应在刑，昴金忌火，行当火位，昴之昏中，乃其时也。既死其月，亦死其日。明年正月甲寅禄山其殪乎。帝曰：贼何等死？答曰：五行之说，子者视妻所生，昴犯以丙申。金木之妃也，木火之母也，丙火为金，子申亦金也。二金本同末异，还以相克，贼殆为子与首乱者更相屠戮乎。及禄山死，日月皆验。’可见当时此类传说甚盛。即或‘太白入月敌可摧’之说，出于时人傅会，然此诗之作在禄山初反时盖无庸致疑也。”〔9〕“丙火为金，子申亦金也”当断作“丙火为金子，申亦金也”，文意始合韦见素语之旨。詹先生与《新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均误。参后文之注。《新唐书·韦见素传》所记天宝十五载即至德元载，其年七月肃宗即位而改元。詹先生之所以系诗于至德元年，当因此年十月十六日丙申适“有星犯昴”的天象及韦见素所言占验传闻。今人亦有另据本事而系于此年者，如徐嘉瑞云：“按至德元载夏四月郭子仪引兵自井径（东按，当作陉）出，至常山与光弼合蕃汉步骑共十余万，与史思明战于九门，思明大败。复攻降赵郡，生擒四千人，诗或在此时作。”《颓废之文人李白》，原刊于郑振铎编《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兹转引自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482页。郭沫若亦系此诗于至德元年，唯未言所据〔10〕。

49、持此诗无本事论者，或不以上述天象占验说为其本事，认为诗中并未专寓某时事；或因查无“太白入月”的天象史实而持异说。前者如清赵翼《瓯北诗话》卷1云：“青莲工于乐府。盖其才思横溢，无所发抒，辄借此以逞笔力。……乃说诗者必曲为附会，谓某诗以某事而作，某诗以某人而作。诗人遇题触景，即有吟咏，岂必皆有所为耶？……如《胡无人》一首中，有‘太白入月敌可摧’之句，适与禄山被杀之谶相符，说者又谓此诗预决禄山之死；不知‘太白入月’，本天官家占验之法，岂专指禄山！且此篇上文，但言戎骑窥边，汉兵杀敌之事，初不涉渔阳一语也。”〔11〕后者如清王琦注云：“萧氏注……谓此诗必作于上元间，据太史之占而言。今考《唐书·天文志》，初未尝有太白入月之事，而萧妄引上元元年、 ○三年月掩昴之文以当之，误矣。”其《李太白年谱》于至德二载下附考云：“是年正月乙卯，安禄山为其子庆绪所杀。《酉阳杂俎》云……。按新、旧《唐书》俱无太白入月事，其说恐误。”王琦因查无其事，故所系年亦不在安史之乱前后：“玩‘天兵照雪下玉关’之句，当是开元、天宝之间为征讨四夷而作，庶几近是。”〔12〕今人安旗对天象占验之说，与赵、王的态度相近，其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云：“前人以占星之说附会人事，谓白预决禄山之死，固属无稽，至谓白诗系闻太史之占或一时盛传之说而作，仅胶着于‘太白入月敌可摧’一语以解全诗，其偏颇亦显而易见。……故《胡无人》一诗宜从赵翼、王琦说，以寻常边塞诗视之。”并谓“太白此篇当作于天宝初在朝时”，而系于天宝二年〔13〕。巴黎藏敦煌遗书P。2567、P。2552号唐人写唐诗残卷，有李白诗44首，《胡无人》在其中。杨雄即据以系其年云：“此诗的写作时间，一谓作于安史之乱前，一谓在其后。王琦注：‘《酉阳杂俎》云……’……敦煌唐人选唐诗作者均开元、天宝时人，所载李白诗四十四首中也没有一首能看到安史之乱的痕迹。……据此，《胡无人》的写作时间还是王琦所说为是：‘当是开元、天宝之间。’”又云：“据近人岑仲勉先生考证，殷璠《河岳英灵集》编成于天宝四年（公元745年）或十二年（公元753年）。……敦煌写本李白诗与《河岳英灵集》李白诗相比较，相同篇目中的许多异文殷璠本多与今本同，敦煌本较殷璠本接近原作。说明敦煌本亦在《河岳英灵集》之前。……我们认为，唐人选唐诗李白诗的编定不会晚于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14〕杨先生既言及王琦所引《酉阳杂俎》说的天象占验，然又据上述两点而系年于天宝十一年，明显亦不以天象占验说为然。今人中亦有不系此诗之年者，如郁贤皓以为“赵翼之说良是，此诗未必指安史之乱，故暂不编年”〔15〕。

50、上述歧说主要因对“太白入月敌可摧”句的理解而起。笔者以为欲判断《胡无人》是否是寓此时事的有本事之诗，则安史之乱期间有无“太白入月”的天象，其天象有无“敌可摧”的占验，该诗有无可能写于此天象发生之后，此三者的确定是下判断的缺一不可的前提条件。

51、在讨论三个前提条件的有无之前，试先述论古今注家所解“太白入月敌可摧”之义。太白即金星，为行星。太白入月，就其字面而言，属天象视运动之行星犯月。前揭萧士赟注所引三例均为月掩昴，属月犯恒星星宿，其性质与太白入月之行星犯月相异，且所引例中并无太白，故宜为王琦言其“误矣”。王琦则注云：“《后汉书》：永平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为大将戮。《晋书》：凡五星入月岁，其野有逐相。太白，将戮。元帝太兴三年十二月己未，太白入月，在斗。成帝咸康元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六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其占又皆另有所主，俱未尝为摧敌之兆。太白斯语，其别有所据欤？”〔16〕王琦所引天象虽与李诗“太白入月”之字面符合，然其占验之说又与“敌可摧”相悖，故亦自疑未得诗旨。至于朱谏注云“太白入月，胡有将亡之兆，然后敌人可摧，而犬羊之患易除也”〔17〕，则属臆说。今人则或仅说诗句之意，而未揭其所据，如苏仲翔云：“太白入月：天文现象，占可摧敌，不知何据。”〔18〕或唯引据而无说，如安旗注云：“《史记·天官书》：‘太白……其入月，将僇。’”〔19〕或误解所引天象占验说之义，以强就诗句之意，如詹锳注云：“太白入月，兵象也，主破胡。《史记·天官书》：‘太白……其入月，将僇。’”〔20〕郁贤皓注云“传说太白星主杀伐，太白星进入月亮，是大将被杀戮的征兆。此用为敌人被消灭的征兆”〔21〕。安、詹二先生所引“将僇”之将，是敌方抑己方之将，《史记》并未明说，然据他书可推知。《晋书·天文志中》载晋成帝咸康“六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占曰：‘人主死’”〔22〕。《史记》、《晋书》的“将僇”、“人主死”之占，可据《后汉书志》而得其解，其《天文志中》载汉明帝永平“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为大将戮，人主亡，不出三年。后三年，孝明帝崩”〔23〕。此人主是己方的汉明帝，则将僇之将亦为己方之将无疑。三位先生所引既非其例，所解“主破胡”等说亦失其据。古今注家中，唯瞿蜕园、朱金城最几于其解：“《通鉴》卷九九：道士法饶谓冉闵曰：太白入昴，当杀胡王。李诗或即用此。疑道教有此传说，以励敌忾同仇之思。入月入昴，不妨任意援用。”〔24〕然据本文后面的考证，可知此注亦未达一间而是非两存。

52、诚如王琦所疑，“太白斯语”的确“别有所据”。史志与李诗的“太白入月”之月，所指其实非一。《晋书·天文志中》云：“元帝太兴……三年十二月己未，太白入月，在斗。郭璞曰：‘月属坎，阴府法象也。太白金行而来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毁其法。’”〔25〕郭璞占验语的“月属坎”，所据为《周易·说卦》“坎为水，……为月。……离为火，为日”〔26〕之说，而众所悉知，离、坎二卦所象的日、月均指太阳、月亮，故史志的“太白入月”之月，所指亦同。而李诗“太白入月”之月，则别有所指。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日、月亦指日星、月星。清《天元历理全书》卷4《星经辑要》云：“日，一星，黄；在房宿西。……月，一星，黑；在昴东，……入昴宿五度。”〔27〕房为恒星二十八宿东方苍龙七宿之一，昴为西方白虎七宿之一，日星、月星各为房、昴二宿的恒星。二星以日、月命名的原因，如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18“日月二星”条引《甘氏星经》所云：“日，一星，在房之西、氐之东。日者，阳宗之精也，为鸡二足，为乌三足。鸡在日中（东按，此日指太阳），而乌之精为星，以司太阳之行度。日生于东，故于是在焉。月，一星，在昴之南、毕之北。月者，之宗也（东按，当以作‘阴宗之精也’为是），为兔四足，为蟾蜍三足。兔在月中（按此月指月亮），而蟾蜍之精为星，以司太阴之行度。月生于西，故于是在焉。”〔28〕日、月二星是因位于太阳、月亮升起之处，而被命以日、月之名，用以观测太阳、月亮的运行度数。李白诗“太白入月”之月当即昴宿的月星，诗句所咏属天象视运动之行星犯恒星，而非史志“太白入月”的行星犯月。若就月星所属星团言之，李诗“太白入月”实即“太白入昴”。

53、何以知李诗之月为月星而非月亮？此从以下三点可证。首先，从天象占验来说，战国以来，多以赵地为昴宿的分野，如《汉书·地理志下》云：“赵地，昴、毕之分野。”〔29〕战国以前未以晋赵之地为昴之分野，如《国语·晋语四》云：“实沈之虚，晋人是居。”韦注：“虚，次也。是居，居其分次所主祀也。《传》曰：‘高辛氏有子，季曰实沈，……主祀参，唐人是因，……故参为晋星。’”（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344页）《左传·昭公十五年》：“唐叔受之，以处参虚，匡有戎狄。”杜注：“参虚，实沈之次，晋之分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372页）而太白星，又如《汉书·天文志》所云：“天下匽兵，野有兵者，所当之国大凶。”〔30〕则“太白入昴”必于太白所当、昴宿所应之赵地不利。如《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载邹阳云：“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蚀昴，而昭王疑之。”〔31〕后半句所言为白起伐赵之事，其“太白蚀昴”即含赵国大凶的占验说。又，晋赵之地在春秋时即有狄人与华夏之民错壤杂居，且自鲁庄公、闵公之世起，狄人东侵，东方的邢、卫、周、郑、齐、鲁、宋等国多被狄患，至鲁宣公、成公之世，方为晋国平息〔32〕。狄、胡作为北方民族之称谓，又多相混，如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之胡即含春秋狄人之裔，李白《至陵阳山登天柱石，酬韩侍御见招隐黄山》“天子昔避狄，与君亦乘骢。拥兵五陵下，长策驭胡戎”〔33〕，亦其互文混用之例，因此狄胡所居赵地所应之昴宿，复有前引《晋书·天文志》的“胡星”之称。“太白入昴”自然亦有于胡人不利之占，如《北史·胡长仁传》载北齐武成皇后长兄胡长仁，谋害宰辅和士开，“遂赐死。先是，太白食昴，占者曰：‘昴为赵分，不利胡王。’长仁未几死”〔34〕。上揭瞿蜕园、朱金城引《资治通鉴》所载法饶之言，其占亦同。李诗“太白入月敌可摧”之敌，据其后“履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句，可知指胡人，故其“太白入月敌可摧”的占验，与《北史》、《资治通鉴》所载二占验相合，可证李诗“太白入月”实即“太白食昴”之义。其次，就本诗内证而言，“太白入月敌可摧”下接“敌可摧，旄头灭”句，而如前揭《晋书·天文志》所云，昴七星“又为旄头”，则“旄头灭”之“旄头”适与其太白入月之月所属“昴”相呼应。若其太白入月之月为月亮而非昴宿，“太白入月敌可摧”与“旄头灭”就各不相蒙了。唯李诗“旄头灭”之旄头非用其昴宿别名之本义，而为其引申义，《魏书·崔浩传》载“明识天文，好观星变”的崔浩言：“臣观天文，比年以来，月行奄昴，至今犹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头之国。’蠕蠕、高车，旄头之众也。”〔35〕李诗“旄头”盖即此“旄头之国”和“旄头之众”的引申义，此义正与其后的履胡肠、涉胡血、悬胡、埋胡之诗意相应。故本诗内证亦可明李诗之月为月星。复次，就李白诗集的内证言之，其《南奔书怀》云：“太白夜食昴，长虹日中贯。秦赵兴天兵，茫茫九州乱。”〔36〕诗中的太白、长虹、秦赵，明显是用前揭《史记》之典其“秦赵”，亦兼用《史记·赵世家》“赵氏之先与秦共祖”之典，以隐喻唐肃宗与永王李璘的操戈内阋。参郭沫若《李白与杜甫》，《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280页。。李白既用其典，自然知道太白食昴及其占验。不过如瞿蜕园、朱金城所说，在《南奔书怀》中，此典“乃别指军兴之象”〔37〕，而未用其占验一端。故从《南奔书怀》的用事，可明李白并非因不知太白入昴及其占验，遂以互不相干的指月亮的“太白入月”与昴宿别名的“旄头”，拉杂凑泊成句而已。据上三点，足证李诗之月为昴宿之月星而非月亮。至于李白何以不径用昴而用月字，从字音和修辞上推测，昴与旄头之旄，在中古亦音近同，故李白盖于临文之际，以月替昴，用借代的修辞格，既避与旄音同，又取月的月星之义，而不与天象占验相违。

54、李诗“太白入月”为“太白入昴”的天象，业已得证，那么安史之乱期间有无此天象呢？前揭詹锳引《新唐书·韦见素传》云天宝十五载十月丙申“有星犯昴”，此虽可证安史之乱期间昴宿尝被行星所犯，然无以明犯昴者即太白。詹先生又引《旧唐书·肃宗纪》：“至德二载四月，太史奏岁星、太白、荧惑集于东井。”因太白此时在井宿，故詹先生亦疑“太白入月或出于传闻之误”。其实，此天象并非传闻有误，《旧唐书·天文志下》云：“至德元载十一月二十六日，荧惑、太白同犯昴。”〔38〕则见在安史之乱期间，确有“太白入昴”的天象发生。又，作为胡人之应的昴宿，因其被认为关乎安禄山的运数，在此特殊时期亦格外引人关注，如詹先生引韦见素言：“昴者胡也，……明年正月甲寅禄山其殪乎。……贼殆为子与首乱者更相屠戮乎。”其后，安禄山果于甲寅之次日乙卯，为其子安庆绪所弒，而合于韦见素臆说而中的预言①。无论韦见素的占验实有与否，如詹先生所说，“可见当时此类传说甚盛”，传说之盛益可见昴宿之令人格外关注。而在十月十六日丙申之后的第四十日，又有“太白入昴”的天象发生，此天象为李白所措意，亦不无可能。

55、前文所说判断《胡无人》是否是本事诗的三条件中，其一、其二皆已具备，最后来看其三，即该诗有无可能写于“太白入昴”天象发生后的时间性条件。如前所述，杨雄考证写有此诗的敦煌残卷“唐人选唐诗李白诗的编定不会晚于天宝十一年”。若据此说，则《胡无人》即不可能写于至德元载的天象之后。杨先生的论证实有未密处，如其推理的前提之一，即“敦煌唐人选唐诗作者均开元、天宝时人”，并不能据以推出“《胡无人》的写作时间还是王琦所说为是：‘当是开元、天宝之间’”。因为诗人中有死于安史之乱以后者，如李白、高适、大历中的著作郎李昂等即是②，故不能排除《胡无人》写于安史之乱中。其推理前提之二，即“所载李白诗四十四首中也没有一首能看到安史之乱的痕迹”，此判断本身未经证实，因为《胡无人》即有可能是写安史之乱的时事诗。以未经证实者为论据的论证，显然犯了“预期理由”的逻辑错误。又，据敦煌写本与《河岳英灵集》的异文，既可推出更近原貌的敦煌写本在《河岳英灵集》前的时间先后关系，亦可推出二版本虽有优劣却又并行的共时性关系。甚至还可推出敦煌本在《河岳英灵集》之后，因为有可能是敦煌本虽在后，然其所祖版本优，而《河岳英灵集》虽在前，其所祖版本却劣。杨先生只取其一而不论其二、 ○三，故所推写卷“李白诗的编定不会晚于天宝十一年”的结论亦未必是。如徐俊的考订即可证其误：“原卷实存作者十人，诗一八题一一九首。……罗振玉云：‘……以卷中避讳诸字考之，尚为唐中叶写本。’案原卷中凡‘世’皆缺笔，……为避唐太宗讳，而‘诵’字不避唐顺宗讳（如王昌龄《题净眼师房》‘朱唇皓齿能诵经’、高适《遇冲和先生》‘每诵西升经’）。又卷中高适诗有《同吕员外范司直贺大夫再破黄河九曲之作》，考哥舒翰击吐蕃，悉收九曲部落，时在天宝十二载五月，为卷中存诗可考知的最晚创作年代。知此卷编选和钞写年代当在天宝十二载（七五三）以后，唐顺宗李诵即位（八五年）以前。又伯二五六七卷背载有《癸酉年沙州莲台寺诸家散施历》，记莲台寺于是年正月三日至二月八日所受布施。池田温先生将‘癸酉年’定在贞元九年（七九三），可作正面诗卷钞写时间的印证”。徐先生于杨先生所局守因素之外，能综写卷的避讳、诗本事、卷背杂写的纪年等多重根据，以考诗卷的编、抄时间，其说自然视杨说为胜，故笔者从徐说。不过，检视原卷照片，诚如徐先生所说，正面诗卷“篇幅甚巨，书法秀整，行款谨严，为敦煌诗卷精品之最”〔39〕，而卷背杂写的运笔、结体多行书之率尔，且篇幅甚小〔40〕。卷背的书写显然属旧纸再用，书写时间当在正面诗卷抄写之后。故此卷编、抄年代不必如徐说宽至52年的范围，而可缩于天宝十二载至贞元九年的40年之间。敦煌诗卷编、抄时间的大体范围既得确证，若据天象发生的时间，假设《胡无人》可能作于至德元载或略后，并相应下移敦煌诗卷编、抄的上限时间至此年，缩短编、抄时间范围为37年，则新得的编、抄时间范围亦在已确证者之内，二者并不冲突。可见此假设可成立，亦即是此诗有可能写于至德元载太白入昴的天象发生之后。

56、三项前提条件虽已齐备，而对断定《胡无人》是本事诗来说，三者仅属必要条件。因为尚需排除二情况，即无论《胡无人》写于天象发生前抑其后，均与实际天象无关，李白唯用邹阳等所言天象占验之典而已。此二情况尤其是后者，在事实上存在的可能性虽甚微，然在逻辑上却必须假设有其可能性，而据目前的材料，还无以绝对排除之。因此，已齐备的三前提并不具断定其事之实然所需的充要条件性，作为考证结论，亦只能说李白《胡无人》诗很可能是寓有至德元载太白入昴之天象占验的本事诗。

57、《胡无人》既然很可能是本事诗，则可据以系其年。众所周知，李白在安史之乱中以入永王李璘幕府而得罪。“太白入昴”的天象发生于至德元载十一月二十六日，而次年二月二十日“戊戌，永王璘败死”〔41〕，此诗即可粗系于天象发生至李璘败死的82天之间。

58、若据李白入李璘幕府的始末、心态，则可更缩小系年的时段。自至德元载春以来，李白由宣州而之溧阳、寻阳等五地〔42〕，求人汲引以报效国家，终因未果而于此年秋入庐山隐居〔43〕。李璘则于其年“九月至江陵，召募士将数万人”〔44〕，李白亦被“永王璘辟为府僚佐”〔45〕。“李白初下山时是至德元年（天宝十五年）十二月下半月”〔46〕，而本月二十五日“甲辰，永王璘擅引兵东巡，沿江而下，……然犹未露割据之谋”〔47〕，李白“适逢永王的水师也由武昌开到九江”〔48〕，故亦得预水军，从永王东巡。其后，李璘攻丹阳而露割据之心；占据丹阳后，麾下或拥众叛离，致其旋又败北南奔；至大庾岭而被擒杀〔49〕〔50〕。李白则在“璘起兵，逃还彭泽；璘败，当诛。……（郭）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51〕。李白入李璘幕府的始末即如此。其入幕前后的心态亦有变化。天象发生时，李白还未从永王而在庐山，此期的心态如《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所云：“大盗割鸿沟，如风扫秋叶。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盖以此前干求无果，故有此消沉的归隐之思。又，其后在水军幕府所作《与贾少公书》，回顾应永王辟命之事云：“辟书三至，……难以固辞，扶力一行。”应辟前所作《别内赴征》其一云：“王命三征去未还，明朝离别出吴关。”〔52〕李白所以会固辞王命，当与其归隐庐山期间的消沉心态有关。而入幕之后，其心境即丕变，如《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妓》云：“诗因鼓吹发，酒为剑歌雄。”《永王东巡歌》其二云：“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云：“绣服开宴语，天人借楼船。如登黄金台，遥谒紫霞仙。……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愿与四座公，静谈金匮篇。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53〕此类诗句可见李白此期意气昂扬、自负乐观的积极心态。然《与贾少公书》又露相反的心境：“白绵疾疲苶，……才微识浅，无足济时。虽中原横溃，将何以救之。……徒尘忝幕府，终无能为。唯当报国荐贤，持以自免。”〔54〕郭沫若论之云：“他自己已经感觉着，在幕府里面等于灰尘了。李白在幕府中的生活，整个计算起来，只有两个月光景。心境转变得很快，环境也转变得很快。还没有来及让他荐贤自代，他只好从前线奔亡了。……真正的原因是李璘并不重视他。……李白高度激昂的心境很快地转而为极端的灰心，不是没有来由的。”〔55〕可见在天象发生到李璘败死的82天期间，李白有从居庐山的消沉，到初入幕府的激昂，终转为幕府后期的灰心之心态历程。而《胡无人》诗的情绪属乐观、激昂一类，尤其如周勋初所说：“李白字太白，……李白在安禄山初反时，制《胡无人》乐府曰‘太白入月敌可摧’，虽是托言天官家占验之法，然亦寓有比喻义，认为自己在剿灭安禄山叛军的行动中可大显身手。”〔56〕至德元载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天象为“荧惑、太白同犯昴”，李白所以不取荧惑火星而取太白金星，容或有周先生所言自喻之意在。而此自喻与诗中“霍嫖姚”之隐喻同，亦与上引初入幕府所作诸诗之自比谢安、乐毅、鲁仲连，如出一辙。李白盖激励于至德元载四月之郭子仪、李光弼大败史思明于九门，以及十一月之太白犯昴天象，而隐喻以霍去病、太白星，明己亦欲领“汉家战士三十万”，似“太白入月”而摧敌灭胡此句承学友李瑄先生见教而补，谨致谢忱。。是知在天象发生后的三段心态历程中，《胡无人》诗的情绪唯同于初入幕府期的心态。又，《胡无人》云“旄头灭”，初入幕府期的《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亦云“所冀旄头灭”，盖俱与实际天象不无关系。因此，《胡无人》亦很可能作于李白初入幕府期间，亦即从至德元载十二月下半月，到其从“永王正月东出师”（《永王东巡歌》其一）〔57〕的至德二载正月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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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4〕〔37〕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71。

78、〔26〕 十三经注疏〔Z〕：北京：中华书局，1980。 95。

79、〔27〕 续修四库全书：第1032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05、 ○413。

80、〔28〕 笔记小说大观：第11册〔Z〕：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 231。

81、〔29〕〔30〕 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55，1282。

82、〔31〕 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2470。

83、〔3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1.251、 ○256、 ○265、 ○758、 ○766、 ○814。

84、〔34〕 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2694。

85、〔35〕 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818、 ○816。

86、〔38〕〔44〕〔49〕 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322，3264，3265-3266。

87、〔39〕 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0.42-43。

88、〔40〕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5册〔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12-327。

89、〔41〕〔47〕〔50〕 资治通鉴：卷219〔M〕。北京：中华书局，1956。 7019，7009，7019-7020。

90、关于星星的诗篇5

91、《新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对于一、 ○二年级学生阅读，要求诵读儿歌、童谣和浅近的古诗，展开想象，获得初步的情感体验，感受语言的优美。 背诵古诗50首。小学一、 ○二年级学生认识的字不多，通过背诵古诗也能增加他们的识字量，而且也可以增加学生的阅读量，但是我们可能利用课堂时间来教这50首诗，这就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要让学生在课外自觉、自愿、有兴趣地背诵古诗。我们是从二年级开始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背诵古诗的，现就我是怎样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背诵古诗，谈几点我的做法：

92、1 采用竞赛的形式，让学生比赛背诵古诗

93、刚开始背诵古诗时，我班采取的是一星期背一首古诗。在一个星期中，星期一把古诗背熟的就在古诗卡片上印五个五角星，称为“五星级学生”；星期二背熟的就印四个五角星，称为“四星级学生”，以此类推，越晚背熟五角就越少，星级也就越来低。开始几个星期，学生的积极性都很高，星期一来背古诗的人特别多，他们想当“五星级学生”，当他们拿着印了五个五角星的古诗卡片都兴高采烈，十分高兴。但是过了几个星期，学生的积极性越来越低，总有不少学生到了星期五才来背古诗，而且背诵得一点儿也不熟练，学生的积极性已经渐渐减退，“五星级学生”也无法再激起学生的兴趣。因为每次只有老师的口头表扬，只能看到几颗五角星，没有老师的奖励，对于一名二年级的学生来说已经无法再提起学生的兴趣了。而有的学习成绩较为优秀的学生一个星期背好几首古诗，每隔一两天就来背一首诗，针对这种情况，我改变了原有背古诗的形式，不再要求一个星期背一首古诗，而是你能背几首就背几首，如果能在一个星期中背熟两首古诗就给予一些小奖品，这样一来学生的积极性又上去了，都争着来背古诗，有的学生背完了要求背诵的古诗以后又从其它的书上找来一些诗歌背诵，看到这种情况，我马上在全班学生面前表扬他们，并且给予奖励，希望其他同学向他学习，其他学生看到了以后也赶紧背熟要求背诵的古诗，再在课外书籍中找古诗来背诵，都希望得到老师的表扬和鼓励。一时间学生背诵古诗的劲头越来越高。

94、2 学生之间互相帮助，当小老师

95、一个班的学生总有学习较优秀的和学习成绩不太理想的。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背诵古诗又快又好，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正确的背诵方法，背起古诗来一点儿也不难。而那些学习成绩不太理想的学生背古诗只知道死记硬背，背起来又慢又容易背错，久而久之，学习成绩好的学生能在背古诗的过程中感受到成功的喜悦，越来越喜欢背古诗，学习成绩不太理想的学生怎么背也背不熟古诗，看到古诗就头痛。看到学生的这种情况，我就采取的同学之间互相帮助的方法，让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帮助学习不太好的学生，教他们背诵古诗的方法，当他们的“小老师”。这样一来，学习好的学生不仅自己的学习成绩优秀，而且帮助了其他的同学，当他们的老师，让这些学生有发挥的余地，把自己好的学习方法传授给别人，体会小“老师”的乐趣。学习成绩不太理想的学生也有了向同学学习的机会，知道成绩好是因为掌握了好的学习方法，自己也应该利用好的学习方法学习，这样学习成绩也能有所提高。学生之间互相帮助不但可以让学生交流好的学习方法，而且可以拉近好差两种学生之间的距离。

96、关于星星的诗篇6

97、要把握好节奏

98、新诗是一种独特文体，具有音乐美与节奏美的特征，朗读不但要有感情，而且要读出它的节奏韵律美和音乐旋律美。因此，在进行现代诗歌教学的过程中，必需牢牢抓住诗歌的这一特点，引导学生在反复的朗读中，抓住诗歌的节奏特点，训练、培养学生的语感，进而感受诗歌的韵味；通过读准诗歌的节奏，去认识诗歌的基本特点、类型，激发学生鉴赏诗歌的兴趣。为此，要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如结构停顿、意义停顿等相关节奏知识的指导，让学生在此基础上不断去感悟。

99、如：在教学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时，我先要求学生反复朗读，然后引导他们反复体会诗歌在朗读中的节奏，最后用标线的方式注明，再进一步朗读，学生自然而然就感受出诗歌的韵味。

100、要捕捉好意象

101、诗歌与其他的文学性文体不同，它蕴涵着文字之外的深意，文字的符号下附载着意象，暗含着哲理，流动着音韵，跃动着情趣。诗歌是一种含蓄的艺术，它是用形象来思维，来反映诗人眼中和心中的世界的。新的语文课程标准中强调：“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因此教师要以读促品，指导学生捕捉意象，深入感知诗歌描绘的意境，这是解读诗歌的关键。

102、一首诗歌最易感知的东西是诗歌的情感，而情感是靠诗歌的意象来体现的。意象就是诗歌中饱含诗人感情，带有诗人主观色彩的物象。诗人在从事诗歌创作时，总要从自然界，从生活中选取一些物象用于作品中，借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如席慕容的《乡愁》中，“笛”、“月亮”、“挥手”等意象表现了诗人浓浓的思乡之情，“没有年轮的树”则形象地抒发了诗人割舍不断，无法用时间计算的思念之情。又譬如《星星变奏曲》，其中最主要的意象就是“星星”，一般来讲“星星”象征了光明，即诗意、春天、温暖、希望和自由等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而在这首诗中的“星星”又有其特定的情境和意味，它所显现的不是阳光普照的光明，而是茫茫黑夜中闪亮的微弱光明，借此寄托了诗人在现实中执着的追求与理想。另外用“夜、冰雪”等意象用来象征黑暗冰冷的现实世界。整首诗诗意含蓄朦胧，意境优美，如果学生能捕捉到意象，自然也就领会了诗人所描绘的生活图景与抒发的思想感情相融合的艺术境界。因此在教学中重视探讨“星星”的意义，也就是探讨了诗歌的主题，教学难点会迎刃而解。

103、要拓展好阅读

104、运用比思维，拓展阅读面，深入把握作品主旨。审美不单纯是一种形象的直觉，也是一种思维的深化，应该包含探知、理解、欣赏、比较的过程。教师在引导学生分析完课文之后，又运用比较阅读的方法，组织学生分析了诗人海子的另外两首诗歌，即《秋》和《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抓住三首诗题材相同，情感各异，表达有别的特点，重点指导学生比较作品的主旨、情绪和表现手法。《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笔调轻快，作者对自己理想中的生活进行了美好的想象和热情的歌颂，对生在尘世中的人们送出了祝福，但诗的末尾流露出一种孤独的意味。诗人理想的生活在“明天”，他将一个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通过文本剖析诗人复杂矛盾的心理世界，培养学生去发现新诗的思维深度和语言美，体会诗人的幸福观，进而激发学生情感。在《秋》和《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中，海子还是那样自我，喜欢沉迷在个人王国里孤芳自赏。在自我的世界里越陷越深，最终无以解脱，葬身于冰冷的铁轨之下。在教学中采用“精读一首，带读一组”的方法，运用类比思维进行比较阅读，小中见大，由此及彼，从多角度审视，增大了课堂容量，也使学生加深了对作品的理解，有利于学生鉴赏能力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高。

105、关于星星的诗篇7

106、他选择父亲是因为这样一件事，那是他五岁那年的秋天，有一天晚上，父亲带他远离居住的县城，到了郊外一处高高的土坡上，父亲抱着他，让他看满天的星星，父亲对他说，星星很冷，因为夜晚太静了，所以需要我们吟咏一些诗篇，听了我们的声音，星星就会眨起眼睛，那是它在感谢我们。然后，父亲就开始朗诵一些诗篇，他惊奇地发现，星星似乎真的眨起了眼睛，它们似乎正在向这片低矮的土坡逼近，一直进入他懵懂却温暖的梦里。

107、那些诗句的内容他早已遗忘，那种奇妙的感觉却深深烙印在了他的心里，所以当他面临选择时，只是略一犹豫，就把目光转向了父亲，他看到，父亲的眼神瞬间由冰冷变得温暖起来，那里面有着他一直渴望的事物。

108、父亲带他到了相邻的一个县城，租住在一间破旧的楼房里，从此后，原本一直衣着整洁、举止优雅的父亲变了。他变得黑瘦、肮脏起来，而且变得异常沉默，除了工作、做饭和睡觉，就只是在桌前呆坐。

109、父母离婚的原因他一直不甚明了，父亲从未向他解释过，但父亲似乎知道他做出选择的原因。在每年秋天的时侯，父亲都会选择一个星光满天的夜晚，带他来到那处高高的山坡，大声吟咏一些不知名的诗句。在朗诵时，父亲激情昂扬，语调抑扬顿措，灰暗的脸颊上会浮现一丝莫名的神采。父亲似乎是要把一年来积攒的话语都在这个夜晚说出来。

110、每一次外出过夜，父亲都会带一个自制的帐篷，里面有简单的被褥。起初的几年，他总会在父亲的吟咏中进入梦乡，第二天醒来时，他就会躺在那个小小的帐篷里，耳畔的枕巾上总会有一丝潮湿的痕迹，父亲说，这是因为在野外比较潮湿，枕巾上沾上了露水。他懵懂地点头。

111、随着他渐渐长大，父子两人的生活变得更加沉默，父亲从不过问他的学习，即使他拿着考了100分的试卷，父亲也只是微微点一下头。自从他选择了父亲，母亲就一直没有出现过，奇怪的是，他对于母亲的期盼竟然随着时光流逝而逐渐消失殆尽。相对于陌生的母爱，他更加憧憬的是每年秋天那一个在星光下深情吟咏的夜晚。

112、12岁那年，父亲对他说，可以让他加入吟咏，但有一个要求，必须要吟咏自己写的诗篇，诗句可以赞美星光，可以临摹未来，可以痛哭流涕，可以纵情欢笑，但一切都要出自内心。他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首诗，那是一首关于父亲的诗，虽然稚嫩却无比真实，在那个秋天的夜晚，他第一次大声读出了那首诗。起初，他的声音很大，但渐渐地低了下来，因为他发现身边的父亲发出了低低的啜泣声。他第一次看到了父亲的哭泣。父亲的眼泪很大很圆，一滴滴洒落在身边的被褥上，他终于明白，原来自己枕巾上的潮湿源于父亲的眼窝。

113、他学会了写稚嫩的诗句，并逐渐从父亲的诗句中嗅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味道，似乎，当年是因为母亲的原因才造成了家的破裂，父亲却一直对这件事讳莫如深。

114、父子相依的日子在他19岁那年戛然而止。那一年，还没等到秋天，父亲就躺倒在了病床上，刚刚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他日夜照顾父亲，还是没有挽回父亲的生命。看着冷冰冰的死亡通知书，他第一次发现，自己是不了解父亲的，父亲究竟在做什么工作？为什么经常累得直不起腰，每天都倒下就睡？父亲肯定是有文化的，他能写出美丽的诗句，为什么没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还有，父亲为什么一直没有再结婚？

115、在整理父亲遗物时，他发现了一个厚厚的日记本，上面除了这些年来父亲写下的诗句，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日记。在日记本里，他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原来，父亲离婚的真正原因是自己。

116、6岁时的一次验血检查，父亲发现他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真相让母亲的背叛变得更加无所顾忌。原本就风雨飘摇的婚姻终于走到了尽头，但是离婚时，他的选择却让父亲倍感意外。父亲写道：当看到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投来的期盼目光时，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在郊外的星光下深情吟咏的夜晚。我突然意识到，他就像那个夜晚一样单纯，就像那晚的诗句和星光一样单纯。我想，我必须负起一个父亲的责任，为他的选择负责。

117、从笔记本里，一切的疑问都找到了答案，是为了怕他受到流言飞语的伤害，父亲才辞去体面的工作，到一个陌生的县城四处打短工；是为了怕他会受欺侮，父亲才一直没有再婚，也没有再去求助熟人和朋友；是为了让他健康地成长，父亲一直坚持带他在秋天的夜晚去那个高高的土坡，深情吟咏那些赞美人生的诗篇，让他感受心灵的纯洁与理想的唯美。

118、关于星星的诗篇8

119、《春秋元命苞》和《淮南子・真》开始说织女是神女。而在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洛神赋》和《九咏》里，牵牛和织女已成为夫妇了。曹植《洛神赋》：“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李善注引曹植《九咏》注：“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

120、东汉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脍炙人口：“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扎扎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人从织女的角度写相思的苦衷，情味深长，把牛郎织女的故事描绘得更加人间化。

121、南北朝梁朝宗懔在《荆楚岁时记》这样记载：“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女也。年年织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后遂废织。天帝怒，责令归河东，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会。”

122、因此，人们把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农历七月初七之夜，称为“七夕”。古往今来，人们爱在这晚仰望天空，观其相会，并津津有味地谈论这个美好的爱情故事。

123、天上当然没有牛郎、织女，它们只是两颗恒星。至于天河，也不过是无数恒星发出的一片芒芒白光而已。唐代诗人杜甫在诗中提出疑问：“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诗人的怀疑是对的。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故事，不过是一个神话。但人们却喜欢这个神话传说，因为它表达了劳动人民热爱生活、渴望团圆、向往未来的美好之情。

124、历代歌咏七夕的诗很多，每每写的是天上的牛郎织女，寄托的却是人间的悲欢离合之情。

125、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七夕》诗云：“烟霄微月澹长空，银汉秋期万古同。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并在此宵中。”弦月笼烟，长空澹澹，牛郎、织女七夕相会，亘古以来，年年如此，而多少欢情离恨，都会集在这一夜之中啊。

126、唐朝诗人杜牧《秋夕》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夜已深了，寒意袭人，该进屋去睡了，可是宫女依旧坐在石阶上，仰视着天上的牵牛星和织女星。可以说，宫女的满怀心事都在这举首仰望之中了。诗中虽没有一句抒情的话，但宫女那种哀怨与期望相交织的复杂感情、那种孤独的生活和凄凉的心境见于言外。

127、唐朝诗人李商隐的《马嵬》中有这样一联：“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前句指的就是当时御林军进行兵谏，请求唐玄宗诛杀杨国忠、赐死杨贵妃。而后句指玄宗与杨贵妃回想起当初七夕佳节在长生殿上两人曾欢笑密约，并笑牵牛织女一年一度相见之短暂。“当时”曾“笑”他人，而今却不如牵牛织女之长久相恋，相比之下，真是令人可悯而又可笑。

128、七夕节最普遍的习俗，就是在七月初七的夜晚穿着新衣的少女们在庭院向织女星乞求智巧，称为“乞巧”。

129、说到乞巧，宋代诗人范成大的《秋日田园杂兴》却别具一格：“朱门乞巧沸欢声，田舍黄昏静掩扃。男解牵牛女能织，不须徼福渡河星。”富贵人家乞巧之声欢腾，农户人家入夜却是静悄悄的。他们本来就有耕田、织布的本领，何需再向天上的牛郎织女乞巧呢！这首新奇的小诗，热情地赞扬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130、宋代诗人杨朴的《七夕》也饶有趣味：“未会牵牛意若何，须邀织女弄金梭。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已多。”诗句以埋怨织女的口气说，年年向你乞巧，你都把巧给予人间，难道你不知道人间的奸巧虚伪已经多得很吗？

131、关于星星的诗篇9

132、80年代以来，四川作为中国诗歌重镇全得于一位重要的诗人。不是他的诗篇如何优秀，而是他对诗歌发展持乐观的肯定态度是独一无二的。记得当年，他为了扶持青年诗人的成长，把崭露头角的周伦佑、廖亦武、杨然、余以建、龙郁等一批又一批年轻人从四川各地借到他操持的《星星》诗刊作见习编辑，这个诗人的名字叫白航，原《星星》诗刊主编。

133、说的这里，我突然想起这样一个问题，新诗的发展是时代的呼唤，是民族精神的需要，更是文化强国的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凡是诗歌繁荣昌盛的时代，就是人民素养最好的时代。像白航这样的诗歌建设者是值得我们去尊重的。因为中国诗歌需要一代一代懂诗的有良知的人去精心建设。（雨田）

134、诗人白航，今年已经88岁了，他现在每天还在写诗。在他的书桌上，有一个笔记本，上面除了有每天记的日记，还有他最近写的诗。“不在乎发表不发表，就是想写而已。”天气好时，他会到附近大慈寺内的茶馆坐坐，与老哥们儿聊聊天，也念念自己的小诗。写诗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个内容和方式。作为新中国创刊最早、也是新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诗歌杂志之一的《星星》诗刊核心创办人之一兼首任主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白航积极支持、参与推动朦胧诗运动，为当年的青年诗人舒婷、顾城等成为诗坛重要力量，做出自己的贡献。如今，昔日繁华和热闹散去，众人感慨“诗歌边缘、诗人寂寞”，白航则有自己的思考，“诗歌原本就跟寂寞更有缘。一旦过于热闹，诗也就消失了。”

135、2013年冬，因地铁工程的施行，让成都红星中路二段显得格外拥挤。沿着省文联大门右侧窄窄的小过道，直走不到百米，就来到一个毫不起眼的院落大门口。其中有一栋普通的显得陈旧的楼房里，就有诗人白航的家。60多年前，白航跟随大部队，一路从太原行军到西安、宝鸡，于1949年冬天在大雪纷飞中踏上秦岭，最终在岁末到达四川成都。白航先是在川西文联，后又到四川省文联工作，直至退休。从河北到四川，从青年到老年，白航定居成都，已经有60多年的时光。时间如水滑过，峥嵘岁月远去。院墙外的机器作业轰隆声，与院落内的沉静，形成一种强烈对比。岁末的一个下午，华西都市报记者，在白航家中的小书房里，与这位几乎已经被公众遗忘了的老诗人，老编辑，聊聊那些年，他从事地下革命、随部队辗转大半个中国的戎马岁月，他以诗抒志的青年时光。士兵与诗人，热血与青春，已成生命中的两枚闪亮的勋章。

136、曾力挺舒婷、顾城等诗人

137、助推“朦胧派”潮流发展

138、“我如果爱你/绝不学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作为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风靡万千读者的朦胧诗代表人物，舒婷的《致橡树》，顾城的《一代人》等，已经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经典之作。不过，较少为人知的是，舒婷、顾城等人朦胧诗在国内激发如此高的关注，跟当初支持他们的一批刊物及编辑分不开。这其中就必少不了白航担任主编的《星星》诗刊的大力支持。上世纪80年代初，朦胧诗带有强烈自我意识的诗歌，激发了读者的空前热爱，引发诗歌的创作热情。由白航担任主编的《星星》，在支持这些新颖的诗歌流派上，站在了前列，陆续重磅推出舒婷、傅天琳等朦胧派诗人的力作，无疑助推了朦胧诗潮流的发展。

139、1956年初，白航在四川文联任创作研究组任组长。他回忆道，大家谈到四川文艺的未来发展时，很多人提到，“四川的诗人比较多，诗歌创作是一个优势。但是写诗的人虽然多，但苦于没有足够的发表空间。”于是，白航等人就想到，不如大家办一个诗歌刊物。在大家热情高涨的商议后，集体决定让白航写一份报告，上交给省委宣传部。几个月后，报告被获得批准。白航与同事们，立即搭起编辑班子，征稿和征集刊名的工作立即展开。白航回忆说，“一开始大家认可“星”作为这本诗歌刊物的名字，后来，有人发现苏联有本杂志就叫做《星》，这又出现了争议。后来，大家又觉得，星星每天在天上闪光，很多人都看它，它最明亮，指引着人们的方向，又有诗意，最后诗刊就定名为《星星》了。”1957年1月1日，《星星》首期出版，影响甚大。作为主编的白航，承担了大量的策划、编辑工作。

140、1986年，为庆祝《星星》创刊30周年，作为刊物的主要负责人，白航组织策划了了“写信评选10位我最喜欢的中青年诗人”活动，影响甚大，关注者众。舒婷、顾城、杨炼、叶延滨等诗人入选。随后，还举办“中国・星星诗歌节”在成都举行，邀请上榜的10大诗人来成都。活动举办得有声有色、风生水起。据白航回忆，当时邀请每位诗人开一天讲座，“门票价5元一张，这在当时是很贵的。但依然没有挡住大家对诗歌的热情。买不到票的青年人，甚至把讲座所在地的文化宫礼堂的门，都挤破了！我们还给他们赔了钱。”不过，门票收入，不仅承担了那次活动的所有费用，作为活动主办方，还能赚了一点。“当年的诗人，和现在最火的明星一样，一下子成为大家追捧的对象。顾城甚至说，要一直讲下去，直到剩下最后一位听众。”

141、回忆起当年第一次发现舒婷诗作的惊喜，白航说，“舒婷当时还是一个普通女工，业余写诗。最早发现她的是蔡其矫先生，他是我当年在华北联大读书时的老师。他把舒婷的诗歌推荐给我看。我一看，觉得非常好！决定刊发她的作品。在我看来，她的诗歌不光有艺术性，在强调女性独立自主精神方面，思想性和主题性，都非常突出。所以，我是坚定支持她的。另外，还有当时也被称为朦胧诗人的顾城，我们也在《星星》诗刊的重要位置上，刊登过他的诗。”

142、不过，当时并不是所有诗人都欣赏“朦胧诗”，不少人称它们是“古怪诗”、“看不懂”。伴随着朦胧诗的繁荣，也有一场大辩论。白航也见证了这场诗歌观念大碰撞，成为中国诗歌思想交锋的主要平台，再次确立了自己在中国诗坛的重要地位。据白航透露，“上世纪70、 ○80年代的时候，我去北京看望艾青先生，他私下对我说，朦胧诗他不太喜欢。”虽然艾青是白航敬重的前辈，但在评价朦胧诗方面，白航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朦胧诗确实有朦朦胧胧、似是而非的特点。但是，这也是特色，读起来很有味道。在我看来，朦胧、明白、经验、感觉，皆能成诗，只要有新意，有韵味，有思想就行。”这个观点，白航坚持至今。

143、作为一名与诗歌相伴几十年的诗人，白航说，“我曾经说，诗歌属于妙龄少女、伟岸壮男，也属于痴情老叟，长发婆姨。但是，诗歌与年轻人、青春、理想的联系，有更为紧密的天然联系。”对于喜欢诗歌的年轻人，他说出自己的寄语，“我们的诗歌有几千年的传统，历史上伟大的诗人很多，影响至今。年轻的诗歌爱好者，应该多读我们的古诗。发展新诗，也应该在继承古诗的一些基础上来发展。新诗如何与古诗结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感慨说，“古诗是越读越觉得好。尤其是杜甫的诗，更应该多读。既要有实际的现实生活，眼光也要开阔。”

144、众所周知，顾城后来在生活中酿成重大人生惨剧，成为不少热爱顾城诗歌的一大遗憾。提及此，白航的看法是：“我跟顾城直接交流过多次。除了对他诗歌天才的惊讶之外，在我看来，生活中顾城，就是一个单纯的小娃娃。他现实生活能力很差，后来他出了那种事，肯定是个悲剧。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能理解他内心的绝望。他肯定是没法子了，才会做出那种疯狂而惨烈的事情。”

145、作为一名敏锐的诗人，白航还曾集中发掘出一批四川民歌。2013年1月，他收集的几百多首民歌，被出版社结集成书《川北民歌》出版。说起来这些民歌，白航说，“上世纪50年代，当时我在川北文联工作。下乡开展工作时，发现当地的民歌非常好。其中的内容，既可以了解民间情况，而其艺术性，又是很珍贵的艺术资源。那些民歌都是口口相传。一般地说，男人很少唱民歌，民歌一般是妇女创作的，妇女在农村都受压迫，特别是青年的妇女。我搜集民歌就是下乡，访贫问苦，50年代的时候，大体南充地区我都跑遍了，常去老乡家里。其实他们本身的语言是很生动的，城里的诗人也该学习。我在川北待了3年，做工时妇女唱起民歌来，一天一夜都唱不完。”

146、革命青春，军旅岁月

147、千里入川酿成诗

148、在白航身上，能明显感受到诗人的浪漫气质，也有作为一名革命军人的铮铮风骨。在从事诗歌编辑工作之前，上世纪40年代的白航，怀着一腔热血和激情，只身前往晋察冀解放区，寻求革命之路。他先是加入中共地下党，从事危险的地下革命工作。后参军入伍，在文工团从事宣传工作。说到那段战争岁月，白航停顿了一下，目光悠远。抿了一口茶后他继续回忆道，“我参加革命是1945年6月，日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了。只剩下云南、贵州、 ○四川三个省，没占领。大家都不愿当亡国奴。我有一个同学，家里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可以介绍我去解放区去。我当时连正在读的天津市立师范文凭，都没顾得上拿就出发了。当时我还跟母亲扯了个谎，就说自己在外地找到了工作。当时到解放区去，需要经过很多道关，需要对接头暗号。”进入解放区的白航，在冀中军区敌工部当上了一名工作人员。经过训练，白航被派回到家乡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在被日本占领的区域，搜集情报。回忆那段日子，白航坦言当时所处的工作环境非常危险，“很紧张、危险。一旦被抓住，那就很可能没命了。首先就要关起，灌凉水啊整啥子啊，最后就把你杀了。”

149、1948年，白航入伍从军，在中国人民十八兵团文工团从事文艺创作，与战友一起创作、表演小戏剧、广场剧。他曾坐车穿过娘子关到太原前线，体验战斗生活，搜集创作题材，白航对此记忆依然生动清晰，“当时前线正在围攻太原，形势十分紧张，过路的一些地方被敌人用机枪封锁了路段。敌人封锁是一梭子一梭子地打，枪打完了又换一梭子子弹，要想过去就得等换梭子的间隙。”在太原前线，白航第一次闻到硝烟的呛鼻味和危险味，炮弹嘶嘶地从头上飞过，很是骇人。“太原战役是名符其实的攻坚战，阎锡山把西山修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碉堡，什么子母碉、梅花碉、铁门大碉，碉碉相通，连队每打下一个碉堡，常常百多号战士只剩下一、 ○二十个，真是‘为有牺牲多壮志’啊！”

150、伴随着白老的讲述，记者仿佛也看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的战线在太原的东山上，战士们都分散在前线的山洞里蹲守。在洞山上修了很多钢筋水泥的碉堡，我们就一个一个地攻占碉堡，这个工作是很艰苦的。打下一个碉堡来，一个连队120多个人，能够活下来的人只有几十个，还有一部分人负伤。”这时，白航也看到了战争中炊事员们的辛苦。“炊事员要负责把热饭热菜送去给战士们吃，我们个人可以很快地钻过封锁区，但对于炊事员来说传过去比我们要危险得多。当我们要占领一个地方，要冲锋的时候，一些地方的炊事员还要把包的热饺子和热菜送给战士们吃。他们虽然没有打仗，但也经过了枪林弹雨中的最前线，还有被打死的危险。”目睹了这样的情况，白航有了写诗的冲动，于是他在前线写下了人生当中的第一首诗：《我是炊事员》，来歌颂战场上的炊事员。

151、太原胜利解放后，白航又跟着部队去解放大西北，从太原向前进军，过风凌渡到潼关，入西安，下宝鸡，长途跋涉，行军艰苦。至今，白航都很爱走路，也很能走路，他说：“这都要感谢那时的锻炼。”1949年12月初，时值大雪纷飞，白航又踏上了翻越秦岭，前往天府之国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征程。“我和文工团的两位同志杜宾和谢明一起，到兵团最前方的尖刀师――60军的一八师，去体验最有趣的、也最诱人、还多少有些危险的战斗生活。我有幸参加了进入四川的三次战斗：偷袭广元、夜打剑门、早攻绵阳。谢明同志不幸走到家乡罗江时，不幸被溃散的敌人打了一个伏击而牺牲了。”说到这里，白老别过头沉默了很久。“当时我们三个人分配在尖刀团的三个营里，我们是军人，走到哪里都要列队的，即使是跑。有一次我前面一个战士一下没声没息地就倒下去了――正被子弹打中肚子。一次我前面一个人的帽子被子弹打飞，幸好脑袋是完好的，他当时还回头对我做了一个鬼脸。一次夜行军将到绵阳，我们刚走过去，就听到一声巨响，一位教导员的马被地雷炸伤了。”

152、月下觅句，“既不能重复别人，

153、也不能重复自己”

154、除了是一位有眼光有思想的诗歌资深编辑，白航自己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多取材他自己的现实生活，比如有深刻自传色彩的《长城外》、《入川记》、《嘉陵江》，回忆自己早年学习及战斗经历的《华北联合大学》、《在太原前线》、《剑门关之夜》、《车过娘子关》等。这些诗的风格雄健大气，清新质朴，别有一番独特的气质。比如他在《长城外》中这样写道，“大雁 流水 秋风 脚步匆匆 太行山前少人行； 荞麦绿 僧塔白 山花红 沸腾热血青 有夕阳送我过长城；听山歌 两三声 人无影 事无踪 十八盘下流水情 土炕暖 夜灯明”，在《入川记》中，白航则写道，“走入杨慎嘉陵江的水声 走向陆游骑驴入剑门的细雨中 我在‘蜀道难’里吟哦 李白的艰辛 在峡中高唱 杜甫的‘秋兴’ 岁岁年年 翻山越岭 日日夜夜 梦里徘徊 终于从青春年少 变成了一个衰老的异乡人”。

155、1993年，一本收集白航众多代表诗作的《白航诗选》，由香港现代出版社印刷出版。在自序文中，白航这样袒露自己的心声，“沧浪有言：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而本人才趣皆缺，书理皆少，实为憾焉。自从卸下《星星》诗刊的担子后，才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于白日寻诗，月下觅句，是故诗便写得多了些。也便认识到，对待灵感这位先生，绝不能‘守株待兔’，让它‘自投罗网’，要时时事事迎上前去，和它握手言欢，揪着不放，才自会有所悟入。”

156、谈及诗歌创作的心得，白航没有过多的理论阐释，只是简单表明自己的观点，“不管是诗歌，还是别的什么艺术门类，创作就是要新颖，不能走老一套。既不能重复别人，也不能重复自己。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如果他的语言、句子不是新的，那就干脆不要写。我很喜欢艾青的诗，据是因为，他的诗句除了流畅，语言往往别出心裁，‘不规范’，很有流动性。这是我欣赏的。”

157、对于新诗发展，白航有自己的深入思考：“我觉得，新诗讲究自由不拘。但是，形式过于散漫也不太好，如果能有个规范，会不会更好？比如能够规定的行数。因为，诗句不宜太长、太拉杂，否则容易失去诗意和韵味。而且，句子长短不一，视觉上，也不美观。而且，用的词句越少越短，表达意象会更有意味和难度。我的想法就是，尽量写短诗，诗意更浓，更有味道，读者也愿意看。”

158、诗歌为帆，白航的人生不“白航”

159、农历1925年腊月二十一日，白航出生在河北省高阳县一个叫路台营的村庄。白航的父亲当时是一名教师，家里虽不富有，但温饱有余，算是当时的中农。白航自幼勤奋踏实，6、 ○7岁读小学时，就便开始了“劳动课”。白航回忆道：“那时放暑假便和小伙伴去捡柴或给大户摘棉花，记得一次挣了五个铜元，够买两个烧饼的了，捡柴火可很有成绩，能够供给家里煮半年的饭。”后来因为父亲到北京一家小学出任会计工作，11岁的白航也跟着去了北京（当时叫北平），就在父亲任职的朝阳门外六里屯小学读高小。1937年七七事变后，又随父亲就读于天津新开河畔的天津市立师范（北洋大学校址的一部分），直到1945年6月毕业。

160、1946年秋，白航考取了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文学系，学校在冀中束鹿县的贾庄和杜科，校长是成仿吾，艾青是文艺学院的副院长。老师有陈企霞（系主任）、厂民（严辰）、箫殷、何洛、蔡其矫等，文艺学院还有丁玲、朱子奇。据白航讲述，“当时这个大学有文艺学院，政治学院，历史学院，艾青是文艺学院的副院长，他教过我大课。抗日战争期间，艾青写了很多抗日战争的诗，很有影响，很有名。我们都很崇拜他。”在华北联大学习期间，白航开始了自己主编的第一个“刊物”――墙报。“在五一节的时候，我们文艺学院出了一个墙报，我是文艺学院的墙报委员。当时办墙报很困难，没有现在的印刷条件，我们就拿着白纸写稿子，在外面墙上挂一张布，然后把稿件都钉在布上，这就算是刊物了。”艾青负责指导学生们办的墙报，于是白航就去找艾青请教，“想要听听他的评价和建议。他说，可以，不过有些文章不新颖。比如说，歌颂不能光用‘红色’，艺术手段要丰富、生动、多样化。艺术性和思想性都要好。他的评价，我听了心服口服，一直记在心底。”

161、解放后，很多诗人在北京一起聚会，白航也去参加了。到聚会目的地之后，白航听到艾青在喊他，“他们那一桌有艾青、艾青的夫人，还有华北联大的老师和同学。在饭余，艾青先生还赠给我了一句短诗，他很幽默，即兴念出来这首诗，对我一笑：‘白航不白航，只要有方向，一定能到达彼岸。’他作诗，这是表达对我的希望，希望我有所成就，我很感谢他。”

162、除了艾青，白航与著名作家丁玲也有过一段不浅的渊源。“我们系当时承包了一块地。地附近有条河，名字叫桑干河。河水经常泛滥。丁玲的那部著名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的就是那条桑干河。她当时也在华北联大，她当时是作家，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我记得，她写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们系里有7、 ○8个学生，帮她誊写一遍。其中就有我。她的爱人叫陈明，做饭做的很好，还请我们在他们家里吃饭。”《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后来荣获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读者众多，影响甚大。回忆起往事，白航很感慨，“那个年代，条件非常艰苦，华北联大还没有固定的教室、办公室。教员、学生都是住在当地老乡家里。当时还没有校园，誊稿子我们都是分散在老乡家里誊。丁玲也住在老乡家里。后来河北省正定县的一个大教堂，成了我们的校址，才算稳定下来。不过，那段学习岁月，收获很大。”

163、夫妻相伴55载 “形影相随不分散”

164、1949年12月30日，跟随大部队的白航，从河北入川来到成都。春节后第三天，前往川北行署所在地――南充。从此，白航结束了当兵的生活，而当了地方干部，当了川北文联的创作出版部主任，这也是白航第一次当“官”，当时他只有23岁。“当时，四川分成四个地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各个区都有文联。我当时是在川北，搞创作。”此后，白航就定居四川，工作、生活至今，已经快65年了。记者也能明显听出白航普通话中，四川方言和北方口音，已经融合在一起。问他，四川算是第二故乡吗？“肯定是！说起来，我在四川的时间，比我在老家河北的时间还要长。”

165、白航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一家在加拿大，大儿子在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工作，孙女也已经在加拿大参加工作了。小儿子是打桥牌的职业运动员，以前还代表四川队参加比赛。白航和妻子现在跟小儿子住在一起，但两位老人身体很好，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大儿子他们每年都会回家，前段时间还把我们老两口接过去要住半年，但我们三个月就回来了，不习惯，还是成都好。”

166、在白航家中一张桌子上，一幅刚刚完成的水彩画，吸引了记者的目光。一直陪伴在白航身边的老伴邓老师，笑着解释道：“这是我画的，白老师喜欢养花，我就画他养的花。你看，花开了，是不是很漂亮？”卧室外面的阳台围墙，那里摆满了白老养的各式各样的花，即使在冬季，也藏不住满园绿意。邓治德在退休前，在成都美术公司工作，从事美术绘画工作多年。她的画作，朴实淡然，有浓浓的民间艺术风格。 《白航诗选》的封面设计，淡雅高贵，正是出自邓治德之手。不过，邓治德很谦逊，“千万不要把我叫成画家，我就是一个美术工作者。”

167、关于星星的诗篇10

168、[关键词] 明末清初；遗民；黄周星；交游考

169、[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2）03—0059—04

170、黄周星（1611—1680），名景明，字景虞，号九烟，明清鼎革后变姓名曰黄人，字略似，号半非道人，又号而庵、圃庵、汰沃主人、笑苍道人。金陵上元人（一说湖广湘潭人）。黄周星诗、文、词、曲、书、画、篆刻无不精妙，在诸多领域皆有造诣，卓然明清之际一大家。

171、黄周星天资聪慧，“幼有神童之目，六岁能文，八岁出周郎帖，十二入南监，崇祯癸酉隽北闱，庚辰成进士。” [1]崇祯十三年（1640）中进士后，官户部主事。明清易代十数年间，身经干戈扰攘战火不熄的时事变乱，黄周星的生活、思想及文学创作都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他先以教经为生，遂而万念俱灰，弃家入道，游历四方，匿迹山野，潜形林壑，走上了一条悖逆新朝的道路。乙酉变后，黄周星由浙入闽，避乱于闽中长乐、古田一带。清顺治四年（1647），黄周星寄寓在古田西庄僧院，贫病交加，“余自避乱西庄以来殆三月矣，愁病相仍不酒不肉，且村谷穷荒，虽油豉姜茗亦了不可得，惟终朝烹泉茹草而已”[2] 。顺治五年（1648），黄周星与妻女相逢于蒲城，旋即由闽入越，经仙霞、若溪、兰溪、严陵诸地，于是年冬辗转至杭州西子湖畔。随后的四年间，黄周星于浙西吴越一带广交友朋，酬唱诗文，留下了上百首诗歌，真切地展现了易代之际的社会现实尤其是遗民士子的凄惶遭遇。康熙七年（1668）以后的近十年时间，黄周星寓居于浙江嘉善以教经糊口。康熙九年 （1670）四月，黄周星携妻女幼子由长兴移居湖州南浔镇，这座四面环水的小镇成为其一生的归宿。康熙十七年（1678），地方官员以博学鸿儒荐黄周星入朝为官，他避走湘潭。康熙十九年（1680）夏，黄周星再次遭到入仕新朝的催逼，他痛饮大醉，手书绝命词：“成仁取义本寻常，婴杵何分早晚亡。三十七年惭后死，今朝始得殉先皇。”身负平生著述，于南浔马家港三度投水，最终自沉以殁[3] 。

172、纵观黄周星一生，早岁身世坎坷，晚年家国忧患，无论是在明末还是在清初，生命大部分都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黄周星素怀灵均报国壮志，且倾慕太白狂放行止，遭逢国变后，转而在诗文曲词的创作中寻求精神寄托。多舛的人生遭际，不堪的家国命运，如易散秋雨、渐坠夕阳，在尘世的流转中已成追忆。当一切都成往事时，慕太白纵酒而狂，效灵均自沉以殁，实在是黄周星一生最“完美”的终结。

173、黄周星为人操守高洁，刚肠嫉恶，因此早年虽在崇祯、弘光两朝，除湘人陶汝鼐外，相知甚少。甲申变后，天崩地坼。黄周星贫困不堪，以授经糊口，足迹遍及闽越吴湘，交游甚广。当时，徐枋、丁菡生、杜浚、吕留良、林茂之、尤侗、吴之振、吴嘉纪、钱谦益、黄宗羲等人士均与黄周星有交往，且多有酬唱诗文流传后世。这批人士大都有着强烈的民族气节和鲜明的政治态度，相与引为同志。他们以坚定的反清立场和严夷夏之防的思想互相砥砺，而这也对黄周星的文学创作乃至人生道路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74、陶汝鼐（1601—1683），字仲调，一字燮友，号密庵，湖南宁乡人。明崇祯二年（1629），以贡生廷试授职，辞而不就。晚年在宁乡削发为僧，号忍头陀，又改字忍草，托迹空门，寄心禅悦，但怆怀故国、感念苍生的一片衷肠从未冷却[4]。

175、陶汝鼐诗、文、书法倾动湖湘，与黄周星极为相似，并因此赢得“楚陶三绝”的美誉。作为湘人引以自豪的“湖湘二庵”之一（另一为郭都贤），陶汝鼐谨承其父陶显位之志，潜心于《周易》的经学研究。明清易代之际是经学由明代的衰颓至清代的昌明的承启际会时期。俗语云：居丧读《礼》，患难读《易》。适逢家国丧难，以《礼》学、《易》学为主流的遗民经学勃然兴起。《易》 学在遗民学术中的地位尤为显赫，读《易》当时近于标准的遗民行为，陶汝鼐当时恰于治《易》声名卓著。

176、明崇祯十四年（1641），黄周星赴湘潭奔养父周逢泰之丧。次年，即崇祯十五年（1642），黄周星守制湘潭，结识陶汝鼐，遂成一世至交。清康熙十一年（1672），黄周星在《陶密庵诗序》中称：“余与陶子燮友交，殆非恒俗形貌之交也。” [5]又称：“盖生平有四同焉。燮友楚人而生于湖南，余虽非楚人而亦尝寄籍湖南，则其地同。当庚午积分创复，时燮友为北雍第一人，余为南雍第二人，则其贡天府同。癸酉之役燮友举于楚余举于燕，名次亦复相亚，则其登贤书同。嗣役，穷达隐见，虽稍有参差而变革颠危流离，跋嚏金石相信，九死弗渝，则其志操又同。噫嘻！古今来文章性命之交如吾两人者可多得哉！” [6]然而，鼎革纷乱后，黄周星辗转吴越，陶汝鼐淹留湖湘。清顺治十一年（1654），黄周星于南京作《梦陶仲调年兄》：

177、不见陶生久，人传在薜萝。十年犹日月，万里各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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